2019年中国政商关系的大事与大势

2019是“平静”的一年。“稳”字当头之下，是顶层设计的延续：优化营商环境、降税减费、保护企业家产权、亲清政商关系、自强的产业政策；大的结构性因素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贸易摩擦、资金困难、劳资关系、科技应用、乡村振兴......在过去几年里，这些政策和环境特征成为观察中国政商关系的关键。

如果没有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上面的这一切仍然会以一种惯性来影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由于疫情这一变量的加入，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但我们依然可以“预测”几个趋势：

1、企业家的预期管理，实质上是一个信任问题；疫情之后，信任重建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2、“智治”创造的市场会有一个新发展，对企业平台治理水平的要求也会上一个新台阶；

3、仅仅为满足合规而演的企业社会责任越发鸡肋，真正处理好“政-商-学-社”四者的关系，企业才能在困境中可持续发展；

4、减税降费力度空前，催化各个领域的变革，尤其是政府内部关系；

5、资金链更加紧张，纾困的差序格局效应更加凸显；

6、“反向混改”会成为“管资本”大战略里司空见惯的市场行为；

7、更多领域向外资开放，出海的资本却要面临更加不友好的国际环境；

8、“稳就业”成为“六稳”之首，政府在劳资纠纷中的站位值得关注；

9、主动反腐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10、扶贫攻坚战最后一年，更多的企业参与打造渠道下沉和农产品“上行”的2.0版本。

一、营商环境“立法”取得标志性进展，信任建立需长期努力。

2019年没有出现2018年那样惊动高层的声浪，但“噪音”并没有完全消失，观望和怀疑情绪依然存在。这反映的现实是，仅仅依靠派发“定心丸”、加强舆论引导、批驳澄清错误言论，并不能完全解决企业家的焦虑问题；而一部分焦虑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信任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和执行，这需要一段时间的反复测试、验证。

2019年在制度建设方面，确实也取得了标志性的进展。最重要的是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也就是俗称的“民企新28条”。之前的10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一些地方政府也继续升级他们的制度建设，比如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开年之初，就专门研究制定了上海营商环境改革3.0版方案。“优化营商环境的锦标赛”依然在全国火热进行时。

这些制度建设加上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努力，得到了认可。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中首次排名进入前40，升到31位。国家发改委针对41个城市的营商环境评估结果，似乎没有公开；我们期待2020年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评价之后，能够公开“国考”的结果。

二、“智治”需求强化科技公司与政府纽带，平台治理攸关企业生存发展。

2019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智能+”。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更是提出了要加强“科技支撑”的治理体系建设，对“智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通过“政府造市场”的方式，得以迅速在各类应用场景中落地。例如，浙江省政府联合阿里开发政务钉钉发布，就助力了数字政府从以“网上政务”为核心的1.0时代，走向以“数据化运营”为核心的2.0时代。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背书-产品落地-全国推广，这种科技应用的模式在2019年屡见不鲜，而未来还会更加加快——我们从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中健康码的快速全国化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科技”成为资本与政府共同的新宠已有多年。而科创板在2019年的正式开市，则标志着中国科技企业和资本市场进入加速换挡的新周期。尤其是10月，高层在集体学习中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重要作用之后，区块链相关的股票更是一度一飞冲天。然而，冲天的股价并不一定全都代表真实的质量。2019年，很多“独角兽”遭遇“折角”。对智慧城市实际效果的质疑也一直不断。

另一方面，政府对科技企业也并不都是宠溺，监管同样也在迭代。6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这些原则虽然是框架性的，但提醒我们注意到，新科技引发的问题主要是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从刑事司法、伦理道德、隐私保护到工人权利，再到阶层和性别平等，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将决定我们最终使用什么样的科技。

三、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加码，可持续发展战略考验“一把手”水平。

官方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监管并不局限于科技行业。继2018年底证监会在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规则中加入ESG（环境、社会和管治）要求后，2019年3月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随后跟进。12月，香港联交所ESG新版指引《咨询总结文件》又新增了多项强制披露要求。ESG风险由境外压力为主，转变成国内压力并存的局面。2020年随着疫情的爆发，企业在社会领域的积淀和表现如何，与它们的可持续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面对这种压力，企业的正确反应绝不应该仅限于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满足合规要求这么简单。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已经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与企业公共关系、政府关系密切相关，而且是它们面对客户变化、环境变化、人心变化、员工变化的必经之路。支付宝“蚂蚁森林”被授予2019年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最高奖项——灯塔奖，就是一个例子。

对“价值投资”和“投资社会回报率”的重视，正催生公益金融这一细分市场的形成。而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加入“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潮流，新市场主体的出现倒逼市场监管创新。四川省委2019年发布的一份文件宣布支持物业服务等企业转为社会企业，后续配套支持政策值得关注。

四、减税降费力度空前，“修复”央地财政关系产生长远影响。

2019年的减税降费力度是空前的。财政部年底预计全年减税降费数额将超过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这个力度之大，通过对比也许更加明显：2013年-2017年“营改增”等政策五年累计减税规模3万亿元，2018年减税降费规模1.3万亿元。此外，2019年1月1日起“个税”新法正式实施。

2019年减税最值得肯定的不只是规模，而且还有政策的着力点。在增值税改革中，制造业等行业16%增值税率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0%的税率降至9%。增值税是企业最直接的税负，直接降低增值税，使经济主体普遍受益，是直击了痛点。社保也有类似效果，4月印发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规定城镇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20%统一调整为16%。这种简单、直接、快速的做法，在2020年初中央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政策中再次使用，比如直接免征社保、直接免除了湖北境内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3个月，其他地区降到1%，等等。

减税也是对财政改革的一个“催化剂”。这首先是政府要过紧日子。2019年“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的硬性规定，在2020年看来，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作为这种紧日子的间接后果之一是，增加特定的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也靴子落地。其中，茅台划转7570亿资产舒缓贵州省隐性债务的新闻，因为茅台深陷风暴之中，而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在全国层面，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于2019年全面推开，并将延续到2020年。

我们在2019年的报告里曾担忧“减去的税还会再涨回来”。至少2020年，涨税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受疫情影响，减收几乎板上钉钉。但另一方面，2020年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财政支出的刚性压力依然很大。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可能会有更严的规定出台。在地方财力吃紧的情况下，地方专项债和财政赤字会如何，已经引发热议。

在央地关系上，作为对2018年分税制终结的一个反应，在减税降费大背景下，央地收入划分改革首先从增值税、增值税留抵退税、消费税三个税种入手，其中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不变，但通过“一减一增”的方式修复地方财政收支。其中，将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刺激了地方对消费税的需求。长远来说，可能对地方政府的一系列行为产生影响，比如改善地区消费环境、提供更有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五、P2P大幕终落，知名企业资金链断裂再考政府纾困。

2019年里一大批著名企业或企业家因为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还有不少知名创业企业倒下。前者包括了海航、力帆、三胞、丰盛、金盾、盾安、精工、银亿、新光，等等；影视行业更不必多说。后者则有淘集集、熊猫直播、比特易等等。金融大佬戴志康、微博大V王思聪，则让这场“寒流”多了些八卦的热度。

很多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其实都是风起于青萍之末，但经不住债权人的蜂拥而至。对于大企业来说，资金链出现问题，也许可以通过政府纾困和卖资产套现得以喘气，但更多的中小企业可能已经无法复活。

当然，大企业也并不都只有坏消息。9月，红豆股份、柯利达等共同发起的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银保监会筹建批复。自2014年首批民营银行获批以来，国内19家已经获批的民营银行中已有18家落地。

受到政策影响较大的除了民营银行、保险、信托，还有P2P。虽然“大幕将落”喊了三四年，但行业清退的形势从来没有像2019年这样清晰过。监管部门对P2P行业整治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出清为目标，以退出为主要方向，多地则是全面清退。仅有不到30家有实力的平台转型为消费金融公司。

六、反向混改引质疑，保护产权的司法宣示成常态。

2019年4月，顾雏军案再审结果宣布，改判有期徒刑五年。但“产权”问题并未完全消失。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北大资产公司在6月起诉方正集团在2004年的改制无效。第一、第二大股东之间的互诉，给这家深陷债务危机的公司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2019年引发更多讨论的，是所谓“反向混改”的问题，也就是国企入股民营企业逐渐增多。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在2019年，由于不少知名民营——最著名是东方园林——引进国资缓解了质押风险，从而成为话题。“公私合营“、“国进民退”的言论又不时出现。

然而，反向混改并非“国进民退”。一方面，民营企业可以获得国资的渠道、资源、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混改采取的是母基金的形式，是国资运营的一种市场化手段，更是国资“管资本为主”的重要尝试。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国资从资产管理转化为资本运作之后，管理水平的问题。

市场对“反向混改”的担忧，还涉及政策的稳定性问题。这在PPP领域表现得很明显。虽然2019年有国内首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速铁路——杭绍台铁路PPP项目——签约的好消息，但PPP在过去十几年里，政策时紧时松；近期偏向增强各种行政约束。这种不稳定性的增加，才是市场疑虑产生的深层原因。

七、贸易争端进入2.0阶段，外商投资法引领开放新格局。

2020年1月18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签署，为2019年的国际贸易争端画上了一个分号。整个2019年，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和美国加增关税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有喜有忧，走得并不轻松。

这一年，华为、大华、海康威视、讯飞、旷视、商汤等数十家企业被美国纳入实体清单，国内的一些集成电路企业的项目（比如晋华）也遭遇挫折。但总体而言，禁令并没有把它们打倒，反而激发了自主研发的力度。同时，科技围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5G应用的落地：6月，工信部发放了5G商用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招商引资又有了新内涵。《外商投资法》于3月发布，将与11月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一起，于2020年1月1日同步实施。6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两清单一目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11月发布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列入事项比2018年版减少了20项。负面清单越来越短、鼓励目录越来越长，中国政府确实希望更多的外资进入内地。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特斯拉上海工厂，从0到正式交付，耗时仅仅12个月，特事特办，创造了一个奇迹般的速度。

除了建章，还有设区。2019年，我国自贸区增加6个，总数达到18个。上海临港重获新生，而深圳则被要求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当然，除了引进来，还得走出去。“后资本外逃时代”的企业，虽然面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和通过“后门”输出资金的诱惑，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在出海之后，如何入乡随俗地做好企业自身的治理——202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美国工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反复观看的样本。

八、稳就业成六稳之首，科技行业“意外”引发劳资纠纷舆情。

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要求企业规范裁员行为。对“稳就业”的高度重视，与经济增长的预期有着密切关系。可以想见，在2020年，稳就业的压力会更大。

劳资压力依然客观存在。2019年，科技企业的“码农”引发了劳资话题。先是有关“996”的讨论席卷中国。接着是一位华为前员工的离职赔偿纠纷事件。不过，这两起事件引发的抗议总体来说都是“温和”的。有关部门也通过各种措施避免了舆情升级。

但劳资纠纷的解决，归根到底需要制度建设，比如劳动定额、加班费、救济制度、劳动合同弹性、社会保险。对于政商关系来说，面对劳资纠纷，政府如何平衡劳方与资方的诉求，在“稳就业”的压力之下，天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中央提出的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三个目标，在疫情之后，会对哪些行业带来利好？而2019年4月，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发布的13个新职业信息大都集中在高技术领域，又会给供需两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2020年留给我们的一个悬念。

九、金融反腐力度继续加大，企业反腐频频主动爆料。

2019年的反腐败工作有三个值得一提的特点。一是深挖涉黑涉伞腐败；二是干部主动投案或自首的消息抢眼；三是在金融领域强力反腐，甚至刮起金融反腐风暴。

在2019年，有中信集团赵景文，国开行胡怀邦两名中管干部落马；20余名金融领域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被通报，涉及银行、保险、信托、担保、投融资和金融监管机构等多个部门。

虽然2019年公开涉及反腐败大案的著名企业家很少，但主动反腐的著名企业却似乎增长了许多。滴滴、百度、小米、360、美团、优酷等互联网公司以及大疆这样的科技公司，都通报了内部腐败事件的处理。虽然互联网企业反腐已经多年，有的企业甚至在制度建设上已经成熟，但2019年的特点是自曝家丑，且数量众多，因此引发了公众的注意。

企业反腐风暴，既有市场环境下行、竞争加剧的经济原因，也有国家反腐力度空前、企业先消除隐患的政治原因。同时，大企业也可以通过反腐，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员工甚至重组内部权力关系，治一治大公司的官僚病。身处资金短缺的寒冬，企业反腐的大戏也许刚刚开演。

十、“下沉市场”走红，扶贫攻坚最后一年的赛道依然拥挤。

伴随着多年的深耕，在“扶贫攻坚战”的大潮下，一些企业确实在农村、小城镇里摸爬滚打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积累自己的社群、培养了用户习惯，甚至改变了乡村的产业和基层治理的面貌。大企业打通农村市场“最后一公里”的举措，甚至带动了一个产业生态，以地平线传媒和村村乐为代表的墙体广告公司迅速发展。

到了2019年，“下沉市场”这一概念的走红，无外乎使更多的企业发现，自己在一二线城市扩展达到瓶颈，而“别人家的公司”竟然能够在传统、老土的地方高歌猛进，羡慕嫉妒恨之余，也想加入到这场“流量争夺战”之中。

然而，下沉市场并不是通过撒钱就能打通的。新一代“视商”、社群电商的黑马态势，都提示商业分析需要更多带入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心态这样的社会学视角。

除了企业加大赋能与基础设施配套这样的“重资产投入”，在农产品上行的概念之下，企业在乡村能深耕出多深厚的政商关系也很关键：地方政府甚至党务系统的背书，往往能让企业在招商中获得事倍功半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政策，比如农村电商创业者、农产品地理标志等政策引导。即便疫情当前，中央还是坚定表达了2020年要完成现有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更多的企业参与打造渠道下沉和农产品“上行”的2.0版本。

下沉市场并非万能。最好的图景是“善治”的政府加上“益商”的企业，最糟的图景是粗暴的政府加上漫灌的市场。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吕鹏 范晓光（作者吕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研究员，范晓光系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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